包括这句话在内，比喻有时候会有很恶劣的影响，它就如同一个嚼过的口香糖一样，粘在脑子，甩也甩不掉了。在托马斯#弗里德曼提出“世界是扁平”的之后，我们就怎么也忘记不了它了。有时候我会断定这个世界是水桶型的，漏洞型的，甚至是草花型黑桃型甚至方片A型的，但是这都无用，敌不过弗里德曼的那个先入为主的陈述。无奈之下，只好去想它到底扁得上什么样子，盘子，像柿饼，还像初出道时容祖儿的鼻子？
在找到更好的比喻取代之前，消除它的不良影响，就只有把它一点一点抠掉。不久前，《纽约时报》曾经邀请弗里德曼和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, 在Ted Koppel的主持下，讨论“世界到底有多平”（How flat is the world?） 这个问题（座谈的全文），其中就谈到了一些“非扁平”的因素。
这个讨论当中，弗里德曼强调“扁平”并非平等。Koppel就提出，即便技术是一个扁平化的要素，能让获得技术的人有机会参与世界，但是还有很多人使用不了技术怎么办？可见扁平化还是要看受教育的程度，而这一切又和我们能否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这些问题有关。一些不公你不去对付它不会自己消失。换言之，这个世界还有些欠扁。你不扁它就不平。你扁了它就平了。否则还会有地方隆起，突起，雄起，如同一个受伤的中指竖在那里，挑战所有关于扁平的陈述。
弗里德曼说地是，“扁平”与结果均等无关，而是说机遇。机遇平等才是真平等。结果平等不算。
其实很早何/清/涟就在《现/代/化/的/陷/阱》里提到了这个问题，中国各阶层的不平等是资源分配的不平等。用西方人常用的语汇来说，就是缺乏Equal access, 而不是缺乏equal results. 奥巴马之所以成为新的美国传奇，也正是因为他的爸爸也不过是一名不文的肯尼亚移民，而在机遇平等框架下，他成了一个美国梦的象征。
而这所有的不平等当中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最为严重，这包括城乡之间，区域之间，资源投入之间。只是久处其中，有时候人们就像阜阳的一些受害家庭一样，只是埋怨自己没有本事，而不去想机遇的不公。或者，一个更可怕的问题是，想到了又怎样呢？我觉得最大的普世价值，不是民主和自由，而是信、望、爱，就是对生活有无信心，对未来有无希望，对周围人有无关爱。
如果不解决机遇平等的问题，就会缺乏发展的后劲。弗里德曼有个著名的例子，不知他在中国的演讲中有无提到过？但是相信这些说法大家并不陌生：
他说印度和中国都像是六条道的高速公路。上面每个人都跑得很快。中国的高速公路非常漂亮，有着几乎完美的路灯，人行道，上面每个人都高速在跑着。可惜不远的地方，有着一个减速坎。这个减速坎就是政治改革。当13亿人全都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在冲的时候，突然遇到这么一个减速坎，这时候会出现两种结果：你的车跳起来，跳到空中，掉下来，每个人都问：你怎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好，继续开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是跳起来后砸下来，轮子全部会掉，车毁人亡。那么到底会发生哪种情况呢？他说还不知道。但愿是前一种。
而印度的情况，是印度这条六个道的高速公路还很破烂，上头水泥路面有破裂，一些人行道还没有修好，四分之三的路灯不亮。可是在远处，是非常漂亮的高速公路。
主持人追问，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同？弗里德曼回答说，关键是选择的不同。印度选择做正确的事。1991年的时候，印度整个国家都濒临破产。10亿的人，外汇储备才1亿美元。当时印度财长辛格采取了一些列宏观和微观政策，开放印度经济，如今，印度外汇储备达到了1400亿。
到这里，和改革开放的中国并无二致。但是弗里德曼接着又说出了两国在政策上分道扬镳的地方在这里。
如果你看印度上一年的预算，你会觉得它说明了很多问题…农村医疗开支增加了30%， 农村基础设施开支增加了30%，这正印证了Joe (Stiglitz)的观点，关键是印度国大党将其付诸实践了。最为重要的是，这都是印度国内产生的收入。
至于主持人提出的中国社会危机，弗里德曼说，希望大家摆脱“天 安 门思 维”：如今不再是青年学生举着纸板做的自由女神像，想去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尔街日报》写专栏文章的时候了， 他要求西方人别再去想天 安 门 （Get off that T i a n a n m e n S q u a r e!）。这些都过时了。如今中国面临的危机，是“虎跳峡”的危机。
弗里德曼并没有解释什么叫“虎跳峡”危机，但是从其举例上看，他的意思大概是中国像虎跳峡一样，在进行赌徒式发展（原文我附在下面，请大家自己去看。）比如征农民的土地，而不给予合理补偿，从而造成社会不安，但是政治体制又没有合适的办法，驾驭这种不安。
果然是《世界是平的》一书的作者，刚刚说完六个车道，突然又到虎跳峡。既然跟不上他这种跳跃的思路，不如发挥我们教育教出的特长来，总结一下他的中心思想。我想弗里德曼是说，中国发展就如同越野赛车，13亿人在６车道高速公路上飞奔，突然前方出现了一个缓冲坎，有的人摔死了，有的人继续向前，跑着跑着，前方突然又出现了一个虎跳峡，要么像柯受良一样飞过去，要不跌死。要是这样还没事，那么前面的世界大概就真是平的了吧。
附：论述“虎跳峡”式发展的原文
Now going back to China. The point you’re raising, Ted, I think is a very important one. We’ve been stuck in a perception of China that I would argue is kind of the Tiananmen perception. That the way to look at China — that what’s going on in China is a bunch of students and intellectuals building papier-mâché Statues of Liberties and wanting to write op-ed pieces in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. That that’s the key fulcrum with which to look at Chinese politics today. But I think what you alluded to and what I found in my last visit there is that the framework to look at China through is what I would call tiger leaping gorge — one of the many gorges that China’s trying to dam up today, taking — confiscating land from rural peasants without properly compensating them, creating enormous unrest in the countryside, without a political system that knows how to manage that unrest.
And I think what you’re suggesting is certainly where I’ve been trying to go, we’ve got to look at China through a very different prism. And it’s a prism that has kind of an environmental component, this rural poverty component. And I would get off that Tiananmen Square. I think that’s out of date. I think it’s tiger leaping gorge is where the action i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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